审判奥本海默（american prometheus）书评-尊龙凯时登录首页
“let us remember not only what his special genius did for us; let us also remember what we did to him.” -- 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1967
1954年春天，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和16街交界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大楼2022房间，进行了一场为期数周的“审判”。之所以给审判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从程序上讲，这只是一场涉及该委员会内部程序事项的听证会，并非发生在法院内的诉讼案件。但在这场听证会上发生的一切，却使得它不仅具有了“审判”的气质，甚至被一些参与者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inquisition）相提并论。
这场审判的主角，是美国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 j.罗伯特.奥本海默。它所涉及的表面事由现在看起来有点琐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是否应该撤销奥本海默被给予的安全权限，不再允许他接触涉密文件。但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他受“审”的真正原因，一是他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与美国共产党的暧昧关系，而是他在二战后对美国军方核政策的批评，尤其是他对进一步研发氢弹的强烈反对。
就是这样一场听证会被后来人形容为一出“莎士比亚式的戏剧”，以至于在1964年它真的被一位德国剧作家搬上舞台，在世界各地上演（尽管奥本海默本人极不喜欢）。它成为了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尽管麦卡锡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讽刺的是，这场审判的“导演”，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有意识地没有让麦卡锡插手此事，原因是担心这位脾气乖张古怪的参议员把事情“搞砸”，不能彻底整垮奥本海默）。这场审判从很多层面上来说都“杀死”了奥本海默，无论是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政府核政策顾问、还是作为一个备受尊敬的知识分子、甚至是作为一个骄傲而独具魅力的个人。听到结果的爱因斯坦是如此愤怒，以至于他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形容为“美国毁灭阴谋”（american extermination conspiracy)。
这场审判成为了《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传》这本传记的支点和高潮。而作为一本人物传记，本书的两位作者完成了两件丰功伟绩：他们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人的奥本海默，是如何用近五十年的时间到达了1954年的那个灾难性的转折点；同时，他们也告诉我们,世界和美国如何从20世纪初的理论物理学革命，来到了冷战初期的反共偏执狂状态。以一本传记来说，后者是更为难能可贵的。它为我们理解奥本海默的一生所提供的“背景”本身所具有的完整性与深度让人印象深刻。通过这本书，1920年代理论物理，尤其是量子物理学的突破性演进被简洁而准确地概括了。同样地，它对于以曼哈顿计划为滥觞的世界核秩序的演进的记录（从玻尔开创性的“开放性”设想，到阿奇森-利连塔尔体系的失败再到近乎宿命的美俄核装备竞赛）也周全严谨，说它是一部微型科学史或国际关系史也不为过。
不过本书最出彩之处还在于记述了奥本海默这艘20世纪早期人类科学和思想界的泰坦尼克是如何一步步地撞上了麦卡锡主义这座冰山。这其中有他个人天性与禀赋的因素（他的不经意的傲慢早早地就在斯特劳斯中埋下了恶意的种子），有鬼使神差的偶然性（他1943年在fbi面前因为莫名奇妙的原因编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复杂的谎，并因为这段被录下来的对话而在十多年后遭受盘问煎熬），也有系统性的力量驱使（二战后的美国军事工业共同体对于某种特定核安全战略的推崇和对异议的打压）。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美国社会并没能阻止对于一大群左翼人士的打压与迫害。而奥本海默的例子向我们揭示了这种打压的一些显著特征：第一，它是在司法体系之外发生的（因此律师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也不受正常法庭程序的约束）；第二，它的目的在于“搞臭”一个人（character assassination)，而制度几乎无法有效制止这样的迫害；第三，国家安全机关（fbi）深度参与，对奥的指控材料几乎全都来自于fbi通过非法手段秘密获取的无法被法庭采用的证据（如窃听）。于是我们目睹了那些“看不惯”奥本海默的人（包括斯特劳斯和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如何在fbi局长胡佛的协助下利用非法获取的材料私设了一个听证会公堂，把奥本海默批倒批臭了。而这还是在华盛顿人脉深厚、在科学界广受尊敬的奥本海默。他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的命运更为凄凉：因为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这位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丢掉即将到手的终身教职，面对所有大学的闭门羹，只能去科罗拉多的一个农场做了十几年的农民！
这本传记的一个“副产品”是顺道给刘易斯.斯特劳斯这个人立了传，而且是个反传。两位作者几乎将奥本海默晚年所遭遇的挫折，尤其是那场审判完全归因于斯特劳斯充满恶意的、蓄意的谋划，其中两个细节，一是他处心积虑地防止麦肯锡提前插手此事，以防止对奥本海默的摧毁不够彻底；二是他与臭名昭著的fbi局长胡佛的背后联手，都显示出了他用心之险恶。这不是一项普通的指控，要知道斯特劳斯是成功的投资银行家、普林斯顿高研院的理事、艾森豪威尔任命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并且距离美国商务部长宝座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这样一位显赫的历史人物作如此刻画与定性，想必两位作者所引以为证的史料是扎实确凿的。至于公允与否，我辈实难判断，只能留给其他史家用新的史实来评判了。
作者认为，奥本海默之审判，标志着以他为代表的科学家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终结。当异议（dissent)被视为对国家的不忠(disloyal)而遭受无情的打压，科学家们只能回到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充当顺从的技术顾问，为权力背书。当他那一代科学家所竭力想要阻止的核军备竞赛终于演变为一触即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世界才又想起他们在1947年就已提出的忠告。对于此，垂垂老矣的奥本海默只有冷笑着说一句：早该这么做了。
1954年春天，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和16街交界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大楼2022房间，进行了一场为期数周的“审判”。之所以给审判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从程序上讲，这只是一场涉及该委员会内部程序事项的听证会，并非发生在法院内的诉讼案件。但在这场听证会上发生的一切，却使得它不仅具有了“审判”的气质，甚至被一些参与者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inquisition）相提并论。
这场审判的主角，是美国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 j.罗伯特.奥本海默。它所涉及的表面事由现在看起来有点琐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是否应该撤销奥本海默被给予的安全权限，不再允许他接触涉密文件。但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他受“审”的真正原因，一是他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与美国共产党的暧昧关系，而是他在二战后对美国军方核政策的批评，尤其是他对进一步研发氢弹的强烈反对。
就是这样一场听证会被后来人形容为一出“莎士比亚式的戏剧”，以至于在1964年它真的被一位德国剧作家搬上舞台，在世界各地上演（尽管奥本海默本人极不喜欢）。它成为了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尽管麦卡锡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讽刺的是，这场审判的“导演”，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有意识地没有让麦卡锡插手此事，原因是担心这位脾气乖张古怪的参议员把事情“搞砸”，不能彻底整垮奥本海默）。这场审判从很多层面上来说都“杀死”了奥本海默，无论是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政府核政策顾问、还是作为一个备受尊敬的知识分子、甚至是作为一个骄傲而独具魅力的个人。听到结果的爱因斯坦是如此愤怒，以至于他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形容为“美国毁灭阴谋”（american extermination conspiracy)。
这场审判成为了《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传》这本传记的支点和高潮。而作为一本人物传记，本书的两位作者完成了两件丰功伟绩：他们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人的奥本海默，是如何用近五十年的时间到达了1954年的那个灾难性的转折点；同时，他们也告诉我们,世界和美国如何从20世纪初的理论物理学革命，来到了冷战初期的反共偏执狂状态。以一本传记来说，后者是更为难能可贵的。它为我们理解奥本海默的一生所提供的“背景”本身所具有的完整性与深度让人印象深刻。通过这本书，1920年代理论物理，尤其是量子物理学的突破性演进被简洁而准确地概括了。同样地，它对于以曼哈顿计划为滥觞的世界核秩序的演进的记录（从玻尔开创性的“开放性”设想，到阿奇森-利连塔尔体系的失败再到近乎宿命的美俄核装备竞赛）也周全严谨，说它是一部微型科学史或国际关系史也不为过。
不过本书最出彩之处还在于记述了奥本海默这艘20世纪早期人类科学和思想界的泰坦尼克是如何一步步地撞上了麦卡锡主义这座冰山。这其中有他个人天性与禀赋的因素（他的不经意的傲慢早早地就在斯特劳斯中埋下了恶意的种子），有鬼使神差的偶然性（他1943年在fbi面前因为莫名奇妙的原因编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复杂的谎，并因为这段被录下来的对话而在十多年后遭受盘问煎熬），也有系统性的力量驱使（二战后的美国军事工业共同体对于某种特定核安全战略的推崇和对异议的打压）。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美国社会并没能阻止对于一大群左翼人士的打压与迫害。而奥本海默的例子向我们揭示了这种打压的一些显著特征：第一，它是在司法体系之外发生的（因此律师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也不受正常法庭程序的约束）；第二，它的目的在于“搞臭”一个人（character assassination)，而制度几乎无法有效制止这样的迫害；第三，国家安全机关（fbi）深度参与，对奥的指控材料几乎全都来自于fbi通过非法手段秘密获取的无法被法庭采用的证据（如窃听）。于是我们目睹了那些“看不惯”奥本海默的人（包括斯特劳斯和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如何在fbi局长胡佛的协助下利用非法获取的材料私设了一个听证会公堂，把奥本海默批倒批臭了。而这还是在华盛顿人脉深厚、在科学界广受尊敬的奥本海默。他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的命运更为凄凉：因为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这位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丢掉即将到手的终身教职，面对所有大学的闭门羹，只能去科罗拉多的一个农场做了十几年的农民！
这本传记的一个“副产品”是顺道给刘易斯.斯特劳斯这个人立了传，而且是个反传。两位作者几乎将奥本海默晚年所遭遇的挫折，尤其是那场审判完全归因于斯特劳斯充满恶意的、蓄意的谋划，其中两个细节，一是他处心积虑地防止麦肯锡提前插手此事，以防止对奥本海默的摧毁不够彻底；二是他与臭名昭著的fbi局长胡佛的背后联手，都显示出了他用心之险恶。这不是一项普通的指控，要知道斯特劳斯是成功的投资银行家、普林斯顿高研院的理事、艾森豪威尔任命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并且距离美国商务部长宝座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这样一位显赫的历史人物作如此刻画与定性，想必两位作者所引以为证的史料是扎实确凿的。至于公允与否，我辈实难判断，只能留给其他史家用新的史实来评判了。
作者认为，奥本海默之审判，标志着以他为代表的科学家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终结。当异议（dissent)被视为对国家的不忠(disloyal)而遭受无情的打压，科学家们只能回到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充当顺从的技术顾问，为权力背书。当他那一代科学家所竭力想要阻止的核军备竞赛终于演变为一触即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世界才又想起他们在1947年就已提出的忠告。对于此，垂垂老矣的奥本海默只有冷笑着说一句：早该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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